有花生醬玩什麼都刺激

（照片來源：中央社記者吳翊寧攝 104年7月31日）

我第一次聽到課綱微調這檔事，是在2012年9月，我作了一個夢。

夢到剛剛結束了暑期營隊的工作，接到一通大學時很欣賞我的統派教授的電話。

他問我現在有沒有工作，他有個朋友，是國內經濟學權威，需要一個執行祕書。

接著我google了一下，此人何止是經濟學權威，還曾經擔任國策顧問，就算後來因為負面新聞而請辭，對國家決策仍有極大的影響力。2014年3月闖立院反的那些東東，也都是由他主力推動。

我雖然對祕書一職興趣不大，但感覺能夠在政府決策核心工作也算刺激有趣。

次日我依約來到面試的基金會大樓，準老闆親自面試我。

他是一個溫和有禮、講話聲音好聽、上了年紀依舊充滿吸引力的老男人。（這是我對他的第一個評價）

面試全程不在乎我的任何學經歷，就開出了對剛畢業3個月的新鮮人來說高得離奇的薪資，顯然他十分信賴教授推薦給他的人選。

在閒聊之中，他起了一個話題：

「妳會不會覺得，教授的政治傾向太強烈，這樣在課堂上會不會不妥？」

確實，教授是一個每堂課都要高喊統一、動不動就發表仇日言論的終極統派，但我並不覺得這有什麼關係。原因很簡單：

「不會啊，因為他在課堂上直接表明他的立場，他也歡迎我們有別的立場。既然講清楚了，我想學生就會懂得自己判斷了。總比不表明立場卻偷偷灌輸某種思想來得好。」

通常會認為某個人帶有立場的某種行為「不妥」，根本上就是因為對方的立場和自己不同。

（就像馮光遠用自己的影響力公開弄計程車司機一樣，本質上不是投訴服務不佳，而是厭惡對方立場和自己不同。）

所以我知道他想問的其實是另一個問題：妳有沒有台獨傾向？

但我就是實實在在地單純回答我對教授上課喊統一愛中國的看法。

我絕對無法認同教授的主張，但做為一個人，我很欣賞他。一是他站在講台上大膽說出自己的立場，不曖昧、不畏縮，不像我們這幾年流行的國家領導人風格；二是他每天搭公車上下班，是個節能減碳的好公民（笑）。

不過，大概是因為沒有得到他要的答案，國策大叔又緊接著追問：

「我最近在想，現在的年輕人，在網路上的言論是不是都比較偏台獨？」

「喔？你說蔡阿嗄嗎？」直接指名道姓出賣一個代表性人物。

這個回答其實是一句玩笑話，因為我真心不覺得網路上大唱台獨會受到的時下年輕人的歡迎（別忘了，我說的是南榕廣場事件和太陽花社運都還沒發生的2012年）。

唯一想到勉強還算有粉絲的就是熱愛重現「愛逮丸」梗的蔡阿嗄。

（補充：後來我想過，為什麼國策大叔會說年輕人的言論大多有台獨思想。）

「…誰是蔡阿嗄？」

好吧，我以為他接了那麼多雙北市政府廣告，應該在政治圈小有名氣。

「嗯…就是一個在youtube上做搞笑影片的人。」我很明顯是在跟我爺爺解釋這一切。

「這樣啊…。我只是在猜，這個情況，是不是因為我們的課本教的內容需要改變？」

這個問題讓我完全啞然。

在我生活的世界裡，人們早就已經開始拍著電影、畫著漫畫、說著相聲、辦著眷村展覽，諷刺那個國民洗腦教育的年代。老人家笑鬧地說著，小時候在學校寫作文時明明不知所云，結尾總是要加上一段「中華民國萬萬歲」、「反攻大陸，解救同胞」才能拿到高分。我在布拉格媒體社會學期末報告上，還比較了30年前的華視如同北韓風格般的新聞報導和現今的張雅琴尺度大開，連歐洲同學都在底下笑成一團；無論是誰，只要走過威權的年代，就能秒懂我的梗。

我們已經自由地在做這些事了，不是嗎？

難道不是嗎？

我充滿疑惑地看著他，他依然如故地接著說：「我想是我們課本教的東西，讓現在的年輕人很容易出現台獨思想。所以，我打算建議，我們的課本教材，應該要改一改。」

我當時的震驚是全方位的。

一方面驚訝身為一位經濟學家，可以這樣理所當然地準備跨領域對教育政策給出實際執行的建議。我其實不完全反對在經濟上對中國開放（因為對美國開放對食安和底層產業的衝擊也是一樣高），但不是很有把握，當政策推行受阻， 就動用教育內容來取得人民對政策的支持，有正當性嗎？

二方面驚訝他提出這個想法的時機點，說實在不是很聰明。當時正值香港反國民教育運動熱烈延燒的同時，我嚴重懷疑，在這個時候提出修改課本內容，未免對於兩岸情勢民意脈動太不敏感了；香港都鬧這麼大了，台灣人民會輕易放過你嗎？

三方面就是驚訝，這個操弄手法在解嚴將近三十年後，竟然還有活生生的人認真地提出來，顯然沒在開玩笑。

「教育不是用來做這件事情的。」

這句話在我心裡重複播放，我卻沒有說出口，俗辣如我是沒有那個勇氣的。

「我主要是希望找來的人在政治方面的認同沒有衝突，因為這裡的工作，自然會接觸很多國民黨的事務。」

他依舊是個溫柔的大叔，一邊問我對未來有什麼規劃、還會不會唸研究所等等。我全面真心地回答，一面點頭微笑。

三天後的一個午夜，我接到他的來電，問我願不願意去上班？

我告訴他我已經接下一個私人英語繪本班的教師工作。

他問我：「那個工作薪水多少？」

「…是算時薪的，目前沒有接很多課，一個月加起來一萬多塊吧。」

「這樣啊。」

無論他這一連串的問題是不是在測試我，這場面試確實成功排除了在政治方面的認同感到衝突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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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後，課綱微調的爭議開始在媒體上出現。

不少人用字數、史學、教育觀點去闡述新課綱的「不妥」之處，但這些激辯顯然無法傳到當權者耳朵的毛裡面。

並不是你提出的證據不夠多，並不是你的分析不夠完善，並不是媒體輿論不夠客觀，而是這件事，本來就是從政治出發，為政治目的服務，你請神請鬼請什麼專家來都沒有用。我們都知道背後那個要它過關、權力大到能讓它過關的人是誰，而那人至今默不作聲，只想著等這個打手撐不過時，要用什麼智障新聞躲過這陣風聲。

如果你明白這件事情無法客觀，就知道擔心「政治力介入」是多餘的。不用懷疑課綱背後有沒有紅色推手，也別再擔心年輕學子被政黨利用，把這件事情「政治化」的絕對不是抗議學生，也不是在野黨。

它的本質不但政治透頂、直接關乎一個政黨（與主權立場）的利益，而且那個直接握有決定權的人還非要它發生不可。那些說得清白理想非關政治的、被派出來用學術專業擋子彈的，全是狗屁。

這他媽就是一場政治遊戲，他們也不怕你知道，只有你還怕事情被政治化，怕？怕你就輸了。

微調課綱的目的就是要杜絕任何有關台灣主體性的思想來源，讓下一代順從當權者量身訂做的親中政策不搗亂。

這段話如果是民進黨講的，你肯定覺得他在危言聳聽、煽動民粹。但我有幸能在夢中從提出這個政策的人口中聽到，夠不夠真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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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微不足道的回憶，敬你令人不捨的瘋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