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心裡想了許久,大概有人看了這篇會問,我什麼時候突然開始替原住民說話了?



這不是突然。

這也不是替原住民說話。

這是提醒你我,清醒點,別被人牽著鼻子走,還牽著鑄成大錯。


這篇沒有笑點,也沒有歐洲觀光資訊,不想看沉重議題的人,就跳過這篇吧。





雖然我也自豪自己是漢人,而且還是很漢很漢的那一種。但是我很明白,用漢人的眼光看待原住民,一點都不值得驕傲。



沒有一個人需要被外來者打分數的。

這是我本學期學到的文化理論之一,也是我找來支持我心裡一直以來堅持的信念的根據。


教我們那堂課的老師叫做Ted,他是一個大約四十來歲,留著整齊鬍子和約翰藍儂髮型、對別人嚴厲,對自己更嚴厲的美國人。

他教給我們的第一個理論是Mathew Arnold和Leavis的Culture and Civilization,也就是提出菁英統治主義的學派,內容是大眾文化機械化了人的心靈,真正的高等文化已被充斥在人們週遭的庸俗文化驅逐了,人們心中原有自我提升的力量已蕩然無存,因此我們需要菁英的領導,唯有擁有獨道眼光的少數人才能將普羅大眾從毫無意義的訊息洪流當中拯救出來,bring the sweetness to the bitterness, and the light to the darkness。

Ted在這堂課最後的批判部份大大地痛斥了Leavis的觀點,他說,這是來盎格魯蕯克遜人(英國的白人,也就是後來移民美國的白人)骨子裡的優越感,他們自以為天生就是來統治其他族群的。自從維多利亞時代以來,這種信念便一直留在他們身上,在他們眼裡,其他族群都是蠻夷,當他們開著軍艦佔去別人的土地,他們會說,「我們把文明帶來給這些可憐的傢伙了」,the sweetness to the bitterness, and the light to the darkness。只有他們自己的文化,才是能夠為人生帶來光明與甜美的文化。

“How about other culture? How about Yun-shan’s culture?”(那其他文化算什麼?昀珊的文化算什麼?)

對,他是唯一一個記得我的名字的老師,而且還時不時就會在課堂上Cue我一下提醒我他真的很會記名字。

第三堂課,我們學到了反菁英主義的英國伯明罕學派,當然,伯明罕絕對不是第一個提出反菁英主張的學派,你我都知曉的馬克思主義起頭地更早,連伯明罕學派中探討青少年流行文化的Stuart Hall及Paddy Whannel以及其他許多代表性學者都深受其影響,在此之前的法蘭克福學派也不例外,全都是以工人階級角度出發,試圖打破使得社會上大多數人都處於壓迫與文化貶低之中的菁英主義。

但是,伯明罕學派的Hall & Whannel強調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Vocabulary of Criticism。
當這幾個字從Ted的嘴裡滿滿吐出來的時候,我一直不是很懂,它們是什麼意思。
現在才發現,原來我一直都懂。

在批判一個文化時,是需要字彙的。並不是刀鋒尖銳、殺傷力十足的犀利字眼,而是來自於該文化本身的語言。

一個語言的使用背後代表的是價值觀,是衡量事物的基準。如果每一個文化都有該文化的衡量機制,這個機制的標準,就必須生於這個文化(native to the certain culture)。
要是用非源自該文化的語言,來批判那個文化,無論再有力,都是蠻橫並且毫無意義的。

舉例而言,文藝復興時期的畫作,強調古希臘文明所重視的比例與諧調美。
但是後現代藝術作品,強調的卻是足以打破任何諧調的視覺張力。
假如你今天要去評斷一個後現代作品,你說,他一文不值,原因是它不夠諧調,那豈不是很可笑嗎?

它本來就不是會了諧調而被創造的,相反地,它正是為了反諧調而生,如今這反而成為它被否定的原因,這都是因為錯誤的「批判字彙」。
就好比嫌搖滾樂不夠斯文、嫌辛普森家族不夠嚴肅,嫌我不夠娘,或是嫌麥可傑克森不夠白。缺乏批判字彙,不但會使批判者顯得無知透頂,甚至還有可能在大眾的喧嘩之下,因此錯殺了一個文化。


在民族之間,亦是如此。
在大部份跨文化相處的情形之下,語言差異本身已足以產生誤解,加上價值觀建立起的隔閡,很多時候我們無法準確而深刻地了解彼此,更別提要具備源自該文化的本土批判字彙(vocabulary native to the culture),如果在這個時候,硬是要將外來的主流價值觀套用在他們身上,甚至進行批評,那麼就如同上述所說的,不但可笑,更可能留下危及一整個民族文化存亡的致命傷。



雖然在民主思想的倡導下,Leavis的菁英主義,在當今的學術界早已成為一個毫無自由平等概念的自我膨脹價值觀的代名詞,但是它仍然悄悄地留在如今我們這所謂「民主」的社會各個角落。





幾年前有個男孩在我們班上,他姓謝。



我從沒和他說過話,只知道他是個講話小聲,喜歡上會計課,也不太擅長運動的人,一個「非典型」的原住民,不吵鬧、不跑、不跳、不打棒球,還不唱歌。

班上的男孩那個時候幼稚得很,經常拿他的姓氏來開玩笑,他們管他叫「shit」,只因為聽起來有那麼點同音同韻。

有一次,在會計課上,男孩們坐在後頭瞎起哄,「shit!」「shit!」叫個不停。
只要他一有反應,他們就大笑。沒反應,還得逼得他有反應,才能證明「謝」聽起來就像個「shit」。

半堂課過去了,他終於忍無可忍,起身走向教室後頭,動手打了那個帶頭起哄的男孩。
「再叫啊!」

又打了一拳。
「你再叫啊!」

教室內鴨雀無聲,過了一會女老師小心翼翼地叫他回到坐位上。
另一個同學也站起來當和事佬,拍了拍他,說「好了好了」。

被打的男孩嚇傻了,似乎自己也沒想到對方會生氣。
他,則不發一語的走回位子上坐了下來,拱著背,雙手掛在身子兩側,臉頰漲得通紅,肩膀不停的發抖。

一切就像沒發生過似的,老師繼續上課,男孩們也不再玩「shit」的把戲了。



多麼愚蠢的一幕啊!這還不只是說那些男孩窮極無聊的舉動,就連他的反擊也是毫無意義。

當然他們捉弄他並不是因為他是原住民,只是因為他的反應太老實,讓大家覺得好玩而己。

但是這一切都太愚蠢了,起因於一個愚蠢的玩笑,更建構在一個愚蠢的誤解上。

一個人要發現自己做錯事是很容易的,只要有人翻臉就行了,但是要發現自己為什麼錯,卻很難。


我知道你們沒想那麼多,他自己大概也不會想那麼多,只知道他受夠了這一切,只知道你們的幽默對他來說一點都不好玩,但是,請再容我提醒各位,他根本不姓「謝」。

「謝」,是別人塞給他的姓。
準確來說,正是嘲笑它的我們塞給他的姓。

試想五十年前這天早上,立法院公佈了一道法規,公文被送到每一城、每一鎮、每一鄉、每一村,以及每一個還沒有被正式命名的地方,所有部落裡的居民都被叫了出來。
一個穿著制服的漢人手上拿著塊板子。他瞄了他一眼,問了幾個問題,「你是哪一族的啊?」「你們家多少人哪?」「那個誰跟你一起住嗎?」之後,在板子最右邊的小框框裡工工整整地寫下一個字:

「謝」。

就這樣,他們身上註定十輩子刻上這個字,領米得報這個字、上學得先學寫這個字、生了孩子還得拿這個字開頭來起名字、每一回警察大人來敲門,他就得報上這個字。

這麼個龍飛鳳舞的圖案,就像一個符咒一樣,他們永遠被套著,怎麼躲也躲不掉。


那個我們聽起來像shit的字,根本不是他的名字。

事實是什麼嗎?
大家以為只是逗著他玩,但是這背後牽連的,對我們而言,船過水無痕,但是對他們而言呢?


就算他們不曾抱怨,是他們無怨可抱,還是他們找不到適當的字眼對我們大吼?
在這個漢語社會,有他們的vocabulary of criticism嗎?

他從來不姓謝,反倒是我這個漢人,我才姓謝,我才是謝家人,我的名字是謝昀珊,打從兩千年前就姓謝,而且我看不出來這有什麼問題。憑什麼我們要拿一個根本也不是自己語言的字,和一個漢人自己的姓氏對在一起來取笑他,而且這還是因為發音不標準。別說他們不介意,就連你我用常理判斷都不對勁。

看似好玩,卻一再自取其辱,突顯了我們的無知。


從頭到尾他就對這個字沒有情感,反而是你的祖先,對於他用了這個字取名字還感到志得意滿。先是他們插著手指著他的鼻子要他姓謝,現在我們抱著肚子衝著他叫「shit」。


要傷一個人,真的不需要兩次。要傷一個民族,一次都多。






今晚會想起這個故事,是閒著沒事看了中天電視台「康熙來了」一月十三日的節目《原住民跟我們過的節不一樣?》,才讓五年前這莫名其妙的畫面又再度出現在我腦海裡。


我很喜歡這一集節目的名稱,也喜歡他們把演藝圈內外的原住民朋友一併請來。


但是節目中,有一個來自泰雅族的年輕男孩,叫做雅各,他在一開始就因為服裝布料之少而被請到鏡頭前來,被主持人吃豆腐他笑著回應。


這些玩笑話自然無傷大雅,也算是生動地再現了保守的漢人們見到原住民穿著時的驚訝反應,同時也讓我們注意到,原住民文化中與漢人價值觀天南地北的特點:長久居處戶外、崇尚大自然、生殖器的名稱不是髒話,反而是用來讚美的字眼,對他們來說,這樣穿著一點都不裸露,而是讓人體回歸自然。



但是在節目的最後,雅各準備了泰雅族傳統的木琴和口簧琴兩種樂器表演,竟然莫名地被嫌聲音太小、旋律太單調?還被主持人說:「你可不可以表演一個真正厲害的東西?」


雅各最後靦腆地說他會武術,接著脫掉上衣打了一套拳外加表演後空翻,終於是人人叫好,成功地讓大家把泰雅族婦女們用木琴敲出的織布歌、青年們用口簧奏出的求偶歌拋諸腦後。




當我看到這一幕,我心裡只有一句話。即使日前選舉前夕有一個知名媒體人在政治場合就是因為說了這句話被各界指則為不良示範而公開道歉,我還是要說:「幹恁娘。」
在這種節骨眼,不用這個源自於漢人文化的詞語力道十足地批判漢人一番,不但有違Hall & Whannel批判字彙原則,更是對不起祖先們將它代代相傳交到我們手中的辛苦。



就像之前說過的,以外來人的眼光用錯誤的字彙肆意評論,不只是如同門外漢般可笑,更有可能掐死一個文明。


由一簡單的簧片和一條繩子組成的口簧琴,利用震動在嘴邊產生共嗚,並由改變張嘴的大小控制音調,只有在祭典時由男子在心愛的女人耳邊演奏,被稱為求偶用的樂器,此時卻莫名地被拿來和汽車音響相提並論,被說成不夠大聲?求不了偶?


那個被嫌聲音「單調」的木琴,可不是什麼高科技切割外加水洗拋光古典樂器,誰都看得出來它只不過是幾塊寬度不一的木板排在一起而已,但這不正是它的可貴之處嗎?光憑著隨手取得的材料,就可以創造出留傳百年的音樂,這不是部落民族令人敬佩的原因嗎?


而那個被指為「單調」的旋律,是那樣一代又一代,從老祖母和母親們口中傳下來,曾經伴著多年幼的勇士成長,在紡織架前提醒著他們從何而來。這原本是外人聽不到的旋律,在這以前不是生在部落家庭,一輩子都聽不到,但是現在有機會讓他們分享,人們也拒絕欣賞。



四百年來的民族壓迫、強制漢化,一直到今天要在只有漢人規則的社會上立足,有多少習俗、多難保存?

尤其在今天這個不夠「漢」找不到工作的社會裡,有多少的年輕人還願意繼續學習部落裡的樂器、講部落裡的話?

連在閩南移民後代之間,願意學閩南語的人都日漸稀少,這個目前還在文化大學唸書的男孩不但保留了族人的記憶,也因為能夠和外人分享而感到高興,細心講解、賣力演出,最後卻還被逼著要表演一段漢人的「國術」來討得大家歡心?



族群交鋒時,個人與個人之間總是可能有數不盡的不了解,這些都能透過溝通與日漸開放的思想而獲得改善。

在未察覺彼此歧異的狀況下,人們容易因為心理的投射作用,誤以為其他文明也能用自己的價值觀來解釋、衡量,因此起初會發生謬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樣的應對關係出現在媒體上,尤其是如此普遍受歡迎的一個節目,帶來的後遺症才是讓我顧慮的。


我並不是要發動大家抵制「康熙來了」,我人在國外無聊時也還得看它消譴,一沒了它我的華語娛樂內容就少了一半了,但我也還想提醒你,也提醒我自己,當個聰明點的觀眾,不要以為他們笑了,這就是一個我們日後也可以嘲笑的笑點。


無論是漢人和原住民之間,還是台灣和中國之間,甚或亞洲和歐洲之間,都存在著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就算是今天對著在漢化政策之後已經普遍能說普通話的原住民,沒有了語言隔閡,我們也要記得彼此之間仍然有文化上、信仰上、價值衡量上的差異。
認知到他們的不同,並不是要將彼此區隔開來,而是要基於這樣的不同,建立起真正的尊重。



在所謂的「文明」之後,每一個地方都有少數民族問題。



澳洲的紅種人就像不存在一樣,孩子不上課,學校來找家長,就發現他爸媽成日酗酒,也沒有一個像樣的工作,更不覺得上不上課有什麼大不了,這樣的情形在澳洲是慣例而非異狀,人們隔離於教育之外,族群又隔離於社會之外,他們走在路上,跟身旁的白人就好像是兩個空間的人,彼此連瞧都不瞧一眼。


歐洲各國都有吉普賽人散佈各地,他們出現在所有人潮聚集處,地鐵站、商店街、觀光景點,頭上戴著頭巾,手裡拿著紙杯來向遊客討錢,包裏著一層又一層的薄衫,掩不住身上發出的陣陣異味。在許多地方,國家的法律他們不予理會,對他們來說,白人立的法就讓白人去遵守,和他們一點關係也沒有。捷克政府為了降低衝突,設立了吉普賽人專屬的教育體系,從小學、中學、大學,與其他民族分隔開來(雖然這個政策在我看來也不明智),他們仍以壓迫之名拒絕受教。


中國新疆更不用說,幾乎全民都與中國政府為敵,死的死,放火的放火,隨著中國官方與國際媒體對立式的炒作,彼此人民之間的誤解日益加深,仇恨得不到化解,無論哪一方的人民都等不到得已安居樂業的一天。



台灣人,請珍惜我們身邊有那麼可愛的朋友,他們從不計較別人對他做過的事,也大方接受樂意學習他人的智慧,包容外界的價值觀,永遠都給予最真誠、最沒心機的反應,知足而和平地與異族生活在一起。尊重他們的不同,也記得他們的可貴,就像他們對我們一樣。





註:這篇網誌在今年1月15日起筆,但是寫來內心沉重,又擔心說教味太濃厚而一改再改,終於在寫完第29週週記時,又拿來修改了一番。

附上兩篇洪蘭教授在2008年和2010年的天下雜誌專欄文章:

《不會背論語不是錯》
http://www.hsin-miao.com/issue/main_view.php?education_id=34

 《讓原住民的天賦自由》
http://www.cw.com.tw/article/index.jsp?page=1&id=4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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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生醬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2) 人氣()